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

厦门大学论坛

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  
　　
　　 1919年，《每周评论》第28号里，胡适发表了著名的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“主义”》。此后至今，这句话成为诸多温和理性中间派人士的胸口“朱砂痣”，讷言践行实干派人士的窗前明月光。心之所向，皆可由此言代表。
　　 其实，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，同样可以套用在“随迁子女就地高考”的话题上。
　　 《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》发布当天，就有记者提问：子女随父母异地高考会不会涵盖在《规划》的努力方向中？得到的回答是：高考已经超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。此言一出，愤然者有之，慨叹者有之，但笔者以为，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。就中国目前仍停留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现实来说，
　　要把“高考”也列为“基本”公共服务范畴考虑，还不现实。
　　 现代社会中的公共服务，指的是使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向公民（及其被监护的未成年子女等）提供的各项服务。其判断标准是能否满足公民生活、生存与发展的某种直接需求，能使公民受益或享受。简单来说，公共服务是个大盘子，但“基本公共服务”只不过是“公共服务”的一个子集，根据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多寡不均。
　　 这就像在同一个商场里买东西，经济实力强、购买意愿足的人可以为自家人多买些东西回去，除了最需要的还有次需要的，甚至无关紧要的；而如果经济状况差，或者购买意愿不强烈，那么很有可能他们就只能挑选自家人需求最强烈的物品，在质量上也无法苛求太多。
　　 就中国而言，国家为国民挑选的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教育、就业、社会保障、医疗卫生、计划生育、住房保障、文化体育等领域，这些领域确实是民众的第一需求。但秉着保基本、可持续的方针，这些领域的深入程度都还较浅。最简单的例子，在多数国家，甚至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古巴、墨西哥等国都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之时，中国依然延续着自1986以来的九年义务教育制。而与此同时，中国去年的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元，总量仅次于美国。两厢对比，难怪有人质疑义务教育年限与国力不符，质疑政府民生支出与财政收入的不匹配――或许并非经济实力不够，而是购买意愿不强。
　　 是否果真如此？也有待检验。
　　 首先，从经济实力来看，世界第二的财政收入总量，若分配到世界第一的人口数量上，瞬间就滑落至百位之后。按照IMF口径计算，2010年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和英国的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均在14000美元以上，而我国人均财政收入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166美元，仅为上述国家人均财政收入的8%左右。
　　 其次，从购买意愿来看，有实力的地区其实已经行动。深圳、珠海、浙江、福州、山东等沿海发达省市均已进行了十二年制义务教育的试点，积累了许多经验。同时，《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》中“基本公共教育”部分也涉及了高中阶段教育，如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、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等，实际上并没有止步于九年义务教育。
　　 因此，这个问题没有“是”与“否”之说，但可见的趋势是高中阶段教育将逐渐地进入基本公共领域范畴，而这也意味着不能忽视与之相关联的高考，以及“随迁子女就地高考”问题。事实上，这个问题的户籍属性大于高考属性，而政府已经明确“基本公共服务将与户口户籍地分离”。
　　 如果纠结于“随迁子女就地高考”是否应该被纳入“基本公共服务”范畴，那么答案是：伴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，未来有一天，它肯定会进入基本公共服务的视野。但正如凯恩斯所说，“从长期来看，我们都死了。”与其等待与呼吁将其纳入，不妨从当下开始就做些实事。
　　 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曾反问笔者：“随迁子女就地高考”问题摆在眼前，不是“要不要解决”，而是“该怎么解决”的问题，这个时候再去纠缠“是否基本公共服务”有何意义？
　　 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，这样的态度才是当务之急。